时间：2019-09-27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丁贺）2019年9月25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和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马寅初经济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在天津举行。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出席会议并致辞。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主持会议。来自马寅初经济学院的七位教师在报告会上分享了他们在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博弈论、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李家俊代表学校对马寅初经济学院以举办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表示肯定，对该院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对学院今后发展提出中肯建议，勉励大家以已故马寅初学长为榜样。经济学研究工作既要顶天，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同时要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基于中国实践发展基础提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一智讨论了财富分配以及利他偏好。他的研究拓展了Lindbeck 和 Weibull（1987）经典的财富分配理论模型。王一智与其合作者主要对社会居民的偏好函数进行了创新，考虑了居民都是有利他偏好的，这一考虑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复杂的偏好的进一步接近。在其模型中，利他偏好包含了文献中的主要三种函数形式：公平偏好、收入水平决定的利他以及厌恶不平等偏好。王一智与合作者提供了在这种模型里社会均衡存在的充分条件，并且证明了均衡的唯一性。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考虑利他偏好会使得社会均衡向财富平均化方向偏移，这使得在经典模型中均衡的最优性发生了改变。王一智表示，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利他偏好，那么在制定财富分配政策的时候，应该更加倾向于平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功利主义的政策。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杨戈屿研究了不确定监测下的声誉效应。杨戈屿表示，在不确定监测下，短期博弈参与人接收的信号与长期博弈参与人的策略之间，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给声誉的建设和维持带来了新的挑战。杨戈屿证明了，当短期博弈参与人无法在统计上区分承诺行动与不良行为时，标准声誉结果就可能会崩溃。他的研究还提供了声誉效应可以扩展到当前框架的充分条件。当前消费者能从各种评价网站获得大量信息来帮助他们决策，但是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嘈杂的，充满不确定性。杨戈屿谈到，其研究旨在帮助理解在信息嘈杂的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是如何互动的，同时对评价网站的管理监督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邵珠琼认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激励企业创新时，区分企业类别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操作时难免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邵珠琼从信息更新这一新颖的视角，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将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结构相对应的高新区成立，以及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结构对应的高新企业认证这两项政策冲击作为典型实例代表进行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在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后者带来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要优于前者，信息动态更新带来了公共政策效率的改善。邵珠琼研究表明，在当前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引入动态复审监督机制从而提高政府对企业类别的识别能力，或许可以作为提高旨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公共政策效率的一种可行方式。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副教授靳玮基于罗默内生技术变化理论，建立了所谓路径依赖的外部性，用于影响技术选择的个体决策，通过引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在技术创新上的时间差异性，分析碳锁定作为市场均衡结果的经济学机制。靳玮谈到，化石能源系统由于在技术创新领先期间积累了大量产能、技术和终端用户，这一技术存量积累会产生更多能源消费效用，进而吸引新用户继续使用已有传统化石能源技术，而非转型选择新兴清洁能源技术。如果传统化石能源技术发明的领先时间及其技术变化速度足够大，那么污染历史效应（即化石能源技术的历史积累存量）将大于清洁预期效应（清洁能源技术的未来增长预期），继续选择传统化石能源技术，即碳锁定，将成为市场均衡结果。结合数值模拟分析，靳玮进而提出三方面解锁机制。一是技术推动。研发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种类，降低其初始生产边际成本。二是碳定价。传统化石能源碳定价依据既要内生化污染排放累积环境外部性，又要考虑化石能源技术创新时间领先形成的路径依赖外部性。三是预期协调。协调形成清洁能源市场未来增长的良好预期，从而促成当下新增用户及早选择清洁能源技术，实现能源经济结构的及早转型。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副教授郑翰骏与合作者研究了一个两方参与的公共品拍卖竞赛问题。在该竞赛中，决策者会从多种公共品中选择一种作为奖励，而两位参与者则需要通过初始沉没成本的投入，与依赖具体奖励类型的追加投入进行竞争。郑翰骏与合作者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还提供了其他有趣且重要的结果，包括均衡的部分表征和唯一性条件。郑翰骏表示，其模型可以应用于大多数存在利益冲突的公共品/公共危害的情况。该模型显示了人们制定法律时的行为方式，因此可用其来设计一个“公平”的法律制定过程。此外，模型还清楚地显示了人们对公共品/公共危害的选择，因此可以用其设计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分配公共品/公共危害。
清华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胡文皓通过建立的“制造商—零售商”模型，详细分析了“基本药品最高零售价管制”政策（“分类管制”）和“药品销售加价率管制”政策（“加成管制”）两种价格管制政策对药品价格的影响。他谈到，分类管制可能导致普药被挤出市场以及药价升高的不利后果；而加成管制则是回扣泛滥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回扣泛滥、药价高企的问题，胡文皓建议政府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从根本入手，促进处方的流通，打破医院在药品零售上的垄断地位，加强医院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要适当放松现有不合理的价格管制政策，改变医院被扭曲的药品采购行为。
张中祥全面系统地对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领域碳泄露、碳排放边境调节和WTO一致性等关键议题研究进行了评论和分析。他首先讨论了竞争性渠道和矿物燃料区域价格变化是碳泄露的主要渠道，无论哪种渠道主导，不考虑减缓资源影响会高估碳泄露的影响。张中祥表示，用贸易强度来识别面临有重大碳泄露风险的部门的指标，虽然给一些面临国际竞争的行业分配更多的碳配额，但这些行业面临国际竞争与实施气候减缓政策并无直接关系，导致碳配额过剩，碳配额价格过低。碳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增加比例，是识别面临碳泄露风险的部门的适宜指标。他从宏观和部门角度考察了碳泄漏的数量大小的差异。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实施了包括环境税收改革一系列严厉的环境政策，张中祥讨论了这些已实施的环境政策是否已带来竞争力受损和碳泄漏，并分析了造成事后政策实施的结果与事先经济模型研究预测的结果不匹配的成因。比较应对竞争力受损和碳泄露的政策，张中祥认为，把配额与产出挂钩在减少产量损失目标下更有效，鉴于碳排放边境调节涉及WTO规则争端问题但对解决碳泄露更有效，张中祥提出了实施边境调节措施如何避免有悖WTO条款和案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技术层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道。报告虽然聚焦碳关税，但张中祥在讨论分析和影响时结合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光伏和中欧光伏贸易冲突等现实问题，对评估中美贸易冲突影响以及如何做这样的评估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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