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5-09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是继2014年十月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后，另一以和平合作、平等互利为目的的重大举措。
亚投行筹组期间，美国力劝其盟友不要加入，但亚投行的构思适时，加上中国虽然是倡导者，却处处显示其核心精神在于平等性和不排他性。这个架势，使美国所谓的“担心亚投行能否达到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管治水平”沦为笑话一则。
随着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除日本以外美国的盟国都纷纷宣布加入成为创始成员，目前亚投行已接获57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美日虽未在限期前申请成为创始成员，中国仍表示随时欢迎他们加入成为一般成员。
美国对亚投行生疑不足为怪，由于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超然地位，美国很自然怀疑中国的动机是否纯正。如果亚投行的成立是建基于政治利益，亚投行的管治就有可能有偏颇。今年三月份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刋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投行威胁全球管治”（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文章，反映部分人士的疑虑。但该文作者Paola Subacchi同时批抨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管治有待改进，美国国会却仍未予以放行。显得美国对亚投行的质疑十分虚伪。
作为最新的国际组织，亚投行当然有必要建立公平和具公信力的管治机制。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有57个创会成员，且包括英国、德、法、丹麦、芬兰、澳洲等管治水平享誉国际的先进国家，刚成立、一切尚待搞定的亚投行绝对不可能乱来。相反， 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成立多时，当时国际平权意识不如现时高，便出现美国在IMF有否决权，和ADB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基于当初各国参股份额的规定。
笔者深信，中国会珍惜这个可以示范中国自信和开明的一面的机会。由于亚投行是现代世界的国际平台，不参与等同与现代脱节和自我边缘化，美日加入亚投行只是早晚的问题。
根据ADB和ADB Institute 2012的报告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 估计，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地区在基础建设的资金缺口达8.22万亿美元。ADB注册资金1,500亿，亚投行注册资金1,000亿，亚投行的出现，绝不会威胁取代ADB的角色。但亚投行无可避免会催化ADB、IMF和世界银行在管治方面的现代化。因此亚投行的贡献，并不止于基建融资，而是改变世界秩序，使它变得更公平和更互利，最后彻底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正是美国对亚投行採敌视态度的原因。但在世界秩序现代化的大洪流下，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要接受更合乎公义的规则。
亚投行概念提出不久，中国旋即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但同样的概念，ADB早于2012年已提出，只是没有这样命名而已。上文提及的2012年出版的ADB和ADB Institute 报告长达500多页，正是以“亚洲连成一带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为题，今天一看，就会联想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该报告分为12章，而其中两篇为来自中国的专家所撰写，分别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翟凡，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兼任的夏威夷大学教授张中祥。翟氏写的是“基础建设效益的实证研究”；张氏的文章则是“建构可持续基础建设的制度和政策”。此外，来自香港的加州大学教授冯国超伙同两位专家亦就“外来投资与基建融资”撰文。可见中国对ADB和ADB Institute报告的观点提供了关键分析。可以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秉承这观点而落实于行动，又或者甚至说，ADB的研究报告启发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策畧。
2013年上任的ADB行长中尾武彦欢迎亚投行的成立，但指亚投行：“仍需多年的时间才追得上亚洲发展银行的资源或影响力。”他这个说法十分奇怪。亚投行的影响力不会因注册资本仅得1,000亿美元而下降，亚投行的影响力最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它能否取信于人，而这与亚投行的管治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关系更为密切。
即如前文所述，全新的21世纪创立的国际性机构，在管治机制的设计上肯定优于ADB，影响力亦肯定更大。但ADB无需觉得受到威胁，事实上有了亚投行，ADB的工作应该会做得更好，亚投行和ADB应加强合作，为一带一路的所谓“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愿景共同努力。
来源：本文选自2015年5月4日出版的第9期《香港经济导报》，作者何泺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