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8-10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六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并对如何实现稳定等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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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六稳之间的关系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六稳”中前面五个是具体的问题导向，最后一个稳预期可以看做是方法论。就业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为牢固的一环，今年6月份调查失业率创新低，但仍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反映的是未雨绸缪、底线思维。其他的几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目前都依次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风险，但另一方面，金融等这几个方面的短期稳定政策某种意义上都是要付出货币增发和债务增长的代价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掌握政策的宽紧程度上应当主要服从于“稳就业”的目标。
王文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稳预期是关键，稳金融是抓手。（1）唯有增强实体企业和人民的预期，才能鼓励和鼓舞大家携手克服当前出口承压、信用收缩、房价上涨等不利因素。（2）为了达到稳预期的目标，稳金融应该是最有效的措施，只有在去杠杆的同时稳了金融，才能帮助和引导企业、政府平台防范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行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壮大才有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实现稳就业目的。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信心、稳定预期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稳就业是目标。要守住就业的基本盘，关键靠经济稳定：（1）要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2）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带动就业；（3）发挥财政政策积极作用，增加财政支出强度，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本质上是稳经济，稳预期本质上是通过预期管理来稳住人心，但是稳预期必须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的基础之上。
解决“六稳”问题，必须系统解决几个重要问题，扭转当前经济不稳和预期不稳的局面：（1）妥善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对于解决稳外贸、稳金融、稳预期，弘扬改革开放发展主旋律很重要。（2）解决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地位问题，通过一系列降税减费和对内开放等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对于稳投资、稳就业、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和稳预期很重要。（3）通过减税减负等措施，切实解决中产阶级焦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对于稳定预期很重要。（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和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才能解决经济不稳的问题。国际代工的时代，已经结束；国际产业竞争的时代，任重道远。中国过去的追赶是帮忙式追赶（对应数量型发展），我们通过帮西方代工，实现追赶。今后的追赶，是竞争性追赶（对应质量型发展），我们今后的发展，是要挤压欧美的市场的。中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式”发展，必然要遇到欧美竞争。这个转型的过程，绝不是5年10年能搞定的。一切政策思路，都要基于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来考虑。追求稳定应当是长期的稳定，要少用短期斗争思维来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可用应急式的维稳思路来解决。正如保罗·菲利普所言，当泡沫破灭到最低点时，经济回报就慢慢出现了，正是企业家们开始利用新技术与泡沫遗留下来的廉价资金、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相结合，使他们探索新技术方向的成本更低，新的订单完成起来更有效率，从而推动新科技和新产业的繁荣。如果不计成本让该清算的企业都稳住，是不利于产业升级的。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稳就业实际就是稳增长，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业应该能够得到保证；稳金融和我国长期货币超发以及形成的资本泡沫有关；稳外贸和稳外资除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之外，还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及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有关；稳投资主要是稳民间投资，和稳预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六个稳”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采取的对策也有所区别。（1）从短期看，主要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力度，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来达到稳增长、稳就业以及稳金融的目标。（2）从长期看，还是要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来稳预期、稳投资、稳外资，具体包括加大对内和对外的开放力度，缩小政府规模并改变当前政府职能错配的现象，切实减税减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等。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六稳中，金融、投资是政策可控性变量。外资、外贸、就业以及信心是政策作用效果的市场反馈变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当前最大的投资瓶颈就是制造业营商环境不佳，而制造业营商环境不佳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高企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萎靡不振。当前，改革的破题点在垄断型国企改革以及金融市场改革。通过开放这些垄断性企业长期占据的市场资源，让生产要素价格回归合理水平。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培育和增加金融市场服务主体的数量，优化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结构，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需求侧改革方面，要降低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老百姓基本生活方面的支出成本，以政府投入代替市场竞争性投入，让公益回归公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了学。
郭进（上海社科院）：中央提出“六稳”是对当前经济、外交、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体现了中央对今后数年总体形势的基本态度。
（1）影响稳定的外部因素：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贸易战，对中国开放发展的稳定性构成重大冲击，是影响稳定的首要外部因素。②贸易战带来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如何应对美元回流对中国改革成果的收割，是影响当前外经外贸稳定的核心因素，必须保持必要规模的外汇储备。③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很可能形成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的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稳定造成冲击。④美国对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干涉。在以上三个外部因素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不排除外部势力借助台湾和南海问题挑动军事对抗，这对中国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中国仍处于军事斗争的准备阶段，过早与外部干涉势力摊牌将面临着无法有效吸收胜利成果（或者暂时失利）的风险。
（2）影响稳定的内部因素有：①经济下行造成企业赢利能力减弱。稳定企业正常的生产——消费循环是“六稳”的关键。②高房价造成的堰塞湖隐忧。通过贸易战刺穿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美国的一个选项，建议继续严格控制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逐步消除房价泡沫过高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威胁。③国内新增就业的压力。在企业赢利能力持续下行的情况下，新增就业的压力仍十分巨大，长期以来的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建议国家暂时扩大职业技术学校、高中和专科类大学招生比例，延缓就业压力。④粮食供应的安全。中国已将进口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作为贸易战的回击对象，这也会对中国居民的副食供应带来一程度的影响。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六稳的提出是在国内外环境动荡起伏，经济下行压力条件下提出的，目的就是正视目前面临的困难，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突破，持续前行。六稳也说明了近期困难与远期发展问题，六稳就是目前面临的六大困难，在这六稳基础上，我国才能突破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的束缚，在经济社会环境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推进政府管理提升，推进民生保障工作。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六稳的起因是六不稳，而本轮六不稳的特点是：（1）不像以往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是未雨绸缪的防汛需要，而是险情已经出现的抗洪需要。（2）主要是由中美贸易前所未有的剧烈摩擦引起的。化解本轮危机，一要增强紧迫感，把六稳当成头等大事，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损失和可能带来的其他损失；二要从保存改革开放4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这个大局和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定位出发，制定更加稳妥的战略战术，尽最大努力减小摩擦，缓和中美关系，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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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具体稳什么？
1.稳就业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首先应该稳企业，企业稳了就业就稳，就业稳了消费需求提升，消费促进市场，市场稳盈利了就会促进投资，投资盈利了就会促进金融，然后出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对此，要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让更多的企业留在国内，从而吸引外资企业促进发展；另外加强对金融监管，提高造假处罚力度。
盛文军（人行杭州）：稳就业的前提条件是保增长，否则无从谈起。（1）激发投资，提升投资预期和信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各类限制性行业和领域，内外资同等享受国民待遇。（2）进出口即外资外贸方面，尽管净进口的贡献率在下降，但对优化进出口结构及带动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作用仍然较大，因此稳外贸外资重点应在结构上下功夫。（3）推动消费升级，拓展内需市场宽度和深度。一方面要切实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消费产品和市场结构，促进消费品和公共服务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从金融视角看，关键是逐步恢复金融在市场配置各类资源中核心作用，发挥资金价格的市场信号和引导作用，恢复扭曲和失真的价格信号：（1）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更好地发挥结构性功能和精准调控效应。（2）财政政策要适度宽松，要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避免互相擎掣削弱政策效果。（3）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重点是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
2.稳金融
孟楠（徽银南京）：关于六稳，多方面多维度是紧密结合，不能割裂开来只强调某单一方面。更要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和行动，要有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尽快实施落地。作为银行人，我觉得稳金融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希望国家尽快拿出有效举措：（1）针对实体经济，国家几百亿的扶持基金何时成立？如何运作？（2）针对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能否结合战略布局，通过内部减免印花税，外部国家舆论占领制高点对股市发声，提振股市信心等方式稳预期等等。
3.稳外贸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是美国希望借此让制造业回流，这些年国内出现了对外资作用低估的氛围，内外因素导致外资制造业部分回流，部分迁移至东南亚等国家。为此，个人认为“稳外资、稳外贸和稳投资”是优先选择，尤其是稳外资是重要抓手，重视外资的技术外溢。外资趋好，外贸和投资会随之向好，就业、预期也解决了。
4.稳预期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在六稳中，稳预期虽然是排在最后一个，但并不意味着最不重要，而恰恰是最重要的。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复杂、多变的敏感阶段，稳定预期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预期稳，信心增，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新投资热情，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明确的、稳定的政策信号和抓铁留痕的坚决落实是稳预期的关键。应当看到，党和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支持的政策并没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写进宪法的。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最近还有巨大进展）。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稳预期确实是“六稳”里面最重要的。我认为，中央需要对近年的大规模移民趋势进行全面的认真调查研究，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跑”，才能对症下药修正政策让他们不要跑。
沈晓杰（报人）：稳人心首当其冲，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国家和自省命运的预期。（1）对内，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40年来已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开放经验，不提出冒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举措，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心稳心顺心。（2）对外，在保证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基础上，经济行为向国际惯例靠拢。
王起（澳大利亚工业科技部）：稳预期确实可以起到缓解社会波动的根本目的。我觉得具体还要问几个问题：稳谁的预期？针对不同的对象这个有不同含义。稳哪种预期？短期，中长期，不一样。中国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民众对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因为大家深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维系于改革的成败。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真正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中国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间首创精神的成果。尊重老百姓，这是过去领导人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宏观层面的“预期”，包含了对国家前途、当前形势、政策走向等方面的认知；微观层面的“预期”，主要体现为对个体命运、职业前景、人身安全等方面的认知。目前，就业尚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与预期，波动较大。原因又可分为两类：（1）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不稳，主要体现在外资、外贸上；（2）内部政策调整引发的不稳，主要体现在金融、投资上。对策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1）对外，稳妥处理对美贸易摩擦。主要措施：降低紧张强度与烈度，为对话与沟通创造氛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典型性案例，树立形象；系统重组产业补贴政策，变直接补贴为间接引导。（2）对内，在“强政府”与“强市场”格局中，进一步把“强市场”做实：以全面减税代替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市场主体创新代价；尽快平反一批企业法人冤假错案，为法治市场树典范；尽快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错位发展格局，为民营企业留足市场空间；吸纳重大政策的民间声音，不要搞出其不意性政策来干扰市场、破坏市场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理。
马春阳（国都期货）：（1）短期看，稳定民营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预期最为重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减少各种隐形管制、税费，营造一个相对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是稳定外资、投资的关键所在；切实降低中产阶级税负，提高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是稳定中产阶级预期的关键；适当放开信息、言论管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是稳定知识分子预期的关键。（2）长期看，要在稳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宏观环境。尊重法治、对传统民风习俗有敬畏之心，适当管理预期，再起焕发起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心。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稳预期的根本乃稳定经营环境，一手严打违法骗局，一手鼓励、助力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让企业如鱼得水。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六稳首先是稳预期，稳预期关键是政府信用。当前经济领域的部分乱象与政府自身信用缺失开始的。党和政府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法律法规，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和作用，除短期性和强制性的外，其他的都需要民众的自觉自发行为来实现。不解决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再好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走样打折扣，从而与政策预期的效果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稳预期”虽然较为“虚”，但却异常重要。目前预期出现较大波动，尽管有各种外部因素，但对预期动摇最大的依然是国内政策，而国内政策对两类群的预期影响最大：一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二是中产阶级群体。国内政策方面，着力点应在两个层面：（1）核心理念层面需明确两点：扩大“对内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全体人民集中精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各自的职业发展中。（2）中观的具体政策和导向层面，也需明确几点：科学、理性管理房地产市场，稳定楼市政策；改善民企运营环境，切实减税，让减税真正惠及企业；尽快减少并最终杜绝各类运动式治理，例如环保的运动时治理、社保的运动式治理。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当前，中国正在由大国向强国转变过程中，已经不可能让他国“不知不觉”了，内部“不急不躁”了。六稳之所以提出，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其中，“六稳”是就当前需要紧紧抓住的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六稳”重要的是稳“心”！
郑江淮（南京大学商学院）：（1）稳短期预期，就是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居民高质量消费成本，减税幅度至少使得税收增长与GDP同步。（2）稳长期预期，要指定合理的环保标准，给企业努力达标的预期，从而维持正常的生产和产品供应体系完整性。高质量产业体系构建是稳长期的预期的根本保障，其中高质量服务的有限供给是关键。原来的市场化生产体制只是解决了商品短缺，解决不了人的发展需求短缺。因此，要在这些需求满足上进行改革开放，增加和吸引高质量供给资源，充分降低居民在这些需求上的消费成本。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六稳”之中稳预期可能更为重要。（1）取决于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当前的要点在于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能与国际规则完全对接的制度供给，真正建设以制度和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取决于经济和民生领域重大决策的落地效果，当务之急是以“减税富民”为导向调整财政政策着力方向，让企业和民众的生产生活负担真正下降。（3）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则应强化信息披露机制，让这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更多基于翔实、准确的信息做理性决策。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六稳”的关键是稳预期，而当前对稳预期影响最大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可能后果，这也直接关系到当前的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等。实际上，其他几个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贸易摩擦而言的，旨在降低贸易摩擦对预期的不利影响。当务之急，除了直接采取相关措施或策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之外，更应从科技创新、财税体制到市场开放等，多环节多方位切实改革，方有可能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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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策建议
张程（江苏证监局）：出路在于改革、根本性的变革，而不是开放，开放倒逼的改革只能是技术层面的，基础性的革新不是开放能倒逼出来的。所谓根本性的变革其实也只是建立一个尊重常识、尊重规律、符合人性的制度。这也和党的宗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1）扩大民企准入，有助于稳预期，预期的稳定对于另外五项具有重大作用：扩大民企准入能够释放清晰的信号，向市场表明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方向；在扩大外资准入的同时扩大民企准入，避免市场将扩大外资准入理解为暂时的国际谈判策略。（2）扩大民营企业的准入领域能为六稳提供有力支撑，支付的政策成本更小一些。（3）扩大民企准入能够即时创造经济活动，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
宋常铁：（1）稳就业是最直接的稳民生，为保证就业形势稳定，一定要优先确保吸纳就业最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稳中向好。（2）稳金融，根本是控制住各级政府和大中型国企的政绩冲动，货币供应量不宜过度宽松。（3）稳定国际形势，关键在重整对美关系，着眼经济稳定，给国际社会重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4）稳投资，重在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和投资机会，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形成贫困地区、人口的后续脱贫能力。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1）稳就业的前提是稳增长，这就要求想方设法扩大国内需求，切实实施减税降费，发展实体经济。（2）稳金融方面，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要重视股票市场的规范与建设，稳定投资者的预期；另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的继续膨胀或泡沫短期刺破带来的金融风险。（3）稳对外贸易方面，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通过主动的汇率适度贬值策略，稳定对美贸易。（4）稳外资方面，继续推进以自贸区为核心的吸引外资改革试点，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方案。（5）稳投资方面，一方面要谨慎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管控好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投资要继续实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战略，打破某些行业国有经济的垄断局面，降低投资的行业门槛。（6）稳预期方面，要稳定民众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要有预估，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实行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稳定预期。
朱菊平（江苏社科院泰州分院）：去年以来，随着史上最严环保政策的实施，大量小型养殖场、食品加工企业等被关停，对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但是，对部分地区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的做法对基层创业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打击基层创新创业积极性。保护生态环境固然重要，但从稳就业角度来看，政府应给予经营者整改时间，在安装治污设备、技术、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经营者度过转型升级难关，从而营造良好双创环境。
刘昌伟：（1）扩大内需，激活经济发展活力。对内降低企业税赋，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加快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关于自由贸易协定，刺激进出口贸易，对冲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2）扩大落实改革开放措施，增强世界贸易中的磁聚效应。放开重要领域资本限制，引导向实体经济倾斜，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带动高质量发展。（3）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稳人心。确保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和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稳定和强化各利益攸关方信心，老百姓消费信心。
于晓华：（1）对外要稳定和美国的关系，这是一切对外关系的基础。（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到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所有企业主体平等；提高科教人员待遇，切实保护知识产权。（3）减少对外不必要的援助，向美国学习减税减机构和减监管，增加民生支出，建立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系统。
姜丕军：（1）与08年金融危机下，出口塌方式的下滑使得当时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挽救经济不同，当前中国已经是内需型国家，即使中美贸易战极端的情形出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是塌方式的。（2）中国没有系统性风险，不会“硬着陆”，但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国企和民企盈利严重分化。（3）从短期看，要通过减费减税把民企稳住；另外“一刀切”去杠杆政策要进行调整，以更有诚意政策措施促使PPP项目落地等。（4）中长期来看，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5）中美贸易战方面，中国当下已经难以“韬光养晦”，要做好最坏的打算。（6）中央务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改革契机，中国有勤奋的人民，广阔的市场，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高执行力的政府行政体系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激活，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文传浩（重庆工商大学）：（1）稳方向，就是国家的改革方向，延续一直以来的改革大方向，深化改革；（2）稳政策，调整过去宏观政策变化太快的节奏；（3）加强系统性建设，不要一搞环保一窝蜂上，严重影响就业和创业。
孙国民：坚持和统领以“两个中心”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观：（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改革，摸排贯彻这个价值取向的短板，特别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短板，切实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取向改革：围绕搞活市场主体，积极推动减负降本和融资保障；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与教训，坚持、深化和扩大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启动以内需为重点的需求改革，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所谓“稳”不是没有原则笼统的“保”。考虑到这次贸易战之后，回到以前依靠国外市场发展的局面可能性很小。该出清的出清，可以适当干预出清的速度，避免大起大伏。但终极目标是一个更加以我为主导，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大国，只有实现这样的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主动。
周建（南开大学）：（1）全面贯彻深化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机制的精神，最大程度将市场机制融入各类经济组织，补充和完善法制体系，进而深化法治意识和思维。（2）持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地方大型国企和经营性央企层面上推进，真正推动分类治理和对国企进行管资本的新型监管政策的确立。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基础性的工作，还是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要优化，要把政策文件去落实。营商环境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企业与外部的关系，还包括企业自身行为和担当。当前，营商环境依然不乐观：去杠杆导致很多银行提前收债，企业流动性出现困难；结构性减税并没有有效落实到民营企业上，而且税赋稽查日趋严苛，税负压力增大；环保和安全一票否决，缓冲期少，政府配套政策没有跟上，小微企业受自身条件限制，难以完成；基层的政策随上级的文件随时会变，各个部门政策不配套，“一张蓝图绘到底”依然遥远……所以，民营企业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中能生存下来，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张建华（上外经贸）：现在提出六稳的背景是：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过激的政策措施以及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挑战，打破了人们改革开放的预期，造成了人们不知所措和逆向选择。要做到六稳，需要真实地贯彻十九大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各项政策要实事求是，不搞运动式的落实政策。
孙军（淮海工学院）：六稳的主体除了政府层面适当有为和国企加快改革之外，稳的关键主体力量是民营企业和老百姓。（1）对于前者，要通过减税降费、逐步放开行业进入壁垒、严格产权保护等手段稳企业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降低相机抉择比重，加快央地税收分成体制改革，有效推动资金进入实体。（2）对于后者，要不断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功能，尤其化解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增加内需。
崔卫东（蓝鲸咨询）：（1）县级地方是六“稳”前沿。建议加大市场改革取向力度，通过县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传导作用，采取积极财政措施，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感受真正的改革。（2）确定县级税收收入增长目标的上缴上限，增收部分全部留给县级“六稳”工作：帮创业促就业，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员工3年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全额返还；帮企业稳就业，企业新增税费部分，全额用于企业新增员工工资、员工新增工资、员工新增社保等福利开支。用企业发展的上缴税费增量，弥补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差额。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关于求稳，我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不是回到旧有的均衡状态，而是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动态均衡。根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一个系统能够走向有序的必要条件在于它的开放性，而旧有均衡的打破，正是系统实现相变，走向新的均衡的开始。由此看来，打破旧有均衡秩序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与压力，也带来了促使我们改变就有秩序，实现走向新常态的重要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只有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开放性，才能获得更多的负熵，有利于达成新的秩序与动态均衡式的稳定。增加开放性，意味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在更多的领域导入市场调节经济的机制，并应维护好它的良性发展。对内，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对外，这也是一个有责任经济大国所应担负的不可推却的责任。
宋文阁：（1）提高决策质量，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2）创新人力资源改革，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尤其是政府公务员改革，进一步完善优化德才兼备标准。（3）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技术研发强度、力度及频度，改变仿制、模仿甚至偷盗的不良形象。（4）大力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坚持反对撒胡椒面似的经费使用及各类不合理的补贴、补息、退税等制度。
田伯平（江苏社科院）：（1）“六稳”是应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短期政策，目的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因此，推进“六稳”不宜大动干戈，只能逐步推进，关键是方向正确。稳了以后再积极推进改革。（2）“六稳”的核心是稳预期，当前预期不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口号变化太多太快。因此，充分发挥原有政策的作用，根据情况适当突出或微调。稳定政策才会有稳定的预期。（3）“六稳”关键是落实。按能力和手段分层次落实“六稳”任务：县市层面重点放在稳就业（稳民生），实事求是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省级层面重点稳投资稳外贸稳出口；稳金融稳预期应该主要在中央层面，特别是稳预期（稳市场），必须有中央的坚定态度。
王辉龙（南京党校）：（1）稳就业，关键在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和生产积极性。当前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民企和外企，需从保护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入手。（2）稳金融，需要从规范市场秩序入手，对去杠杆工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3）稳外贸，需要平衡好中低端传统优势与中高端新优势的关系。（4）稳外资，现在改变的约束条件主要是成本。但我们形成的产业配套能力、熟练技术工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等是与我们进行低成本竞争的东南亚所不具备的。当下需要做的就是坚定开放，坚定市场取向改革。（5）稳投资，就减税。（6）稳预期，对外，中美贸易摩擦更讲究政策的务实和灵活性。对内，强化法治，去糟存精，提振信心。稳定预期首先要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1）关于稳就业，我认为应以一种更审慎稳健的态度处理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关系。面对不确定性暂时增大的经济背景，有关部门也许可以在严格要求排放标准的前提下，暂缓一些能源替代过程，并尽量减少以停产和限电的方式进行干预。（2）稳金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是金融稳定的巨大威胁。各地目前推行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对稳定价格起到一些作用，但另一方面面临方法手段过多且自由度过大，且干预机制过于复杂的问题。其中，过大的自由度意味着效果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的难度。建议在房产税推出以后让其它政策能退出的退出，不退出的也以制度形式固定其实施时间长度和力度，减少一些地方政府频繁变更的空间。（3）稳预期的重要前提是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防止地方或有关部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潜在问题的即时发现和处理是改革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楼稼平（宁波布衣）：（1）稳就业的根本，还是稳创业。当前及可预计的未来两年内，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由于经营环境面临剧变，企业家数及其规模已经并继续在减少、萎缩，由此将析出大量劳动人口。重新激发创业意愿，是稳创业的关键。（2）稳金融，应将重点置于把前些年超量发放的货币如何妥善地回笼，以免而引起严重的通胀。同时要减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稳金融，在政策层面、操作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同时，在此也建议把“稳物价”列入政策目标序列。（3）稳外贸，要探索新模式，总体上要采取减少管制的思路，宏观上取消出口退税制度、主张进一步放开汇率，适当管制外汇，提高结售汇效率与速度，不能对汇率和外汇实行双管制。总的来说，要相信企业能找到出路，不要指手划脚。（4）稳外资和稳投资，其实与稳就业稳创业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不彻底，对外开放也难以迎到心诚的外商；民营企业不安心经营、无意愿投资，那么现有的外资企业也会如惊弓之鸟。“投资”不应仅指政府驱动的铁公鸡之类的项目。稳投资，不是数量上的不变，不是政府投资替代企业投资的过程，即使是未来两年内企业投资下降，政府投资也不应强行实行数量替代。（5）稳预期，是最关键的。纯粹的预期，是对竞争市场信息的预期，它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一部分，有预期错误而失利、失败，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预期正确而获利、而成功。（6）现在的确要共克时艰。当前最需要形成的预期就是：政府没有自己的投资，没有自己项目的融资，他将切实减税，他将宽容且真心倾听民间的各种声音，他甚至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调皮也认真对待，最终，人们看到，政府是真的相信民间的努力，一定会让这个国家克服种种险阻，这才是最大的最魔力的预期。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1）稳就业，要分析哪些产业有可能是就业不稳的来源。根据就业不稳的产业，检讨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处理。（2）稳金融，让银行快速的认列坏账/呆账，在年内快速的打消呆账，稳定或降低不良放款的比率。（3）稳外贸。在进口方面，分散进口的来源，尤其是民生物资，能源及基础建设的物资。部分有关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可以考虑部分、有期限的补贴。在出口方面，可以改成用其他海外境外投资的子公司来接单，这样透过我们国内生产组装制造的部分不受影响，降低贸易顺差的问题。（4）稳外资，争取几个标杆企业，作为对外资的宣传。当然另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智慧产权的保护。（5）稳投资，目前做实业的可能对投资的意愿会降低，应该鼓励产业升级，对于购买固定设备提升生产率的一些项目，可以给予补助、税负的减免。股利所得税的延缓缴交或优惠。（6）稳预期，到底要稳预期什么呢？首先，政策面要稳定，不要短期内频繁的出政策。房价，汇率，通货膨胀，这些要通过供给面与需求面两方面来讨论。针对来源，做检讨，用案例做出成绩才能够宣传它的效果，达到稳定民众预期的作用。
张鹏（内蒙古发改委）中央判断经济运行稳中有变是提出“六稳”的背景。下半年，做好“六稳”工作，总体讲：一方面妥善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经贸摩擦是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也是做好“六稳”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稳”政策的统筹协调。下一步对影响发展预期的政策，要多方评估后再出台，既要形成政策合力，又要防止效应叠加。从近期看：（1）稳就业。加强就业形势监测，摸清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就业人员数量及结构，对受到影响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精准帮扶、减少裁员。（2）稳外贸。重点是加快推动贸易多元化，逐步降低贸易顺差的对美集中度。（3）稳投资。关键是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提高政务诚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4）稳预期。要重视引导舆情，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让企业放心、群众安心。
林学军（暨南大学）：经济稳是根本。（1）对外的稳，要稳外贸，稳汇率。努力扩大经贸合作伙伴，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努力消除贸易战的影响。（2）对内的稳，稳金融，要稳住中小企业，要稳物价，要稳就业。首先，要控制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加强金融系统的监控，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次，要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支持效益优、需求大的实体经济发展，改善供给侧。再次，要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努力扩大就业。最后，要鼓励创新创业，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兴办科技型公司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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