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新闻：中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本届学术年会包含14个全会报告、60个分会发言和一个学术圆桌，涉及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环境污染控制、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与健康、气候变化、交通和城市化、能源和水、环境法规和执法、资源环境税收和交易、环境经济价值评估和资源核算等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

本届学术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41所国内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规划院等17个国内研究机构和组织，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5所港澳台地区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10所国外大学，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6所国际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170多名专家学者、教授和学生参加了会议。

25日上午，CAERE第一届学术年会正式开幕。开幕式由CAERE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教授王华主持。他首先介绍了CAERE成立的背景以及本届学术年会的目标，他表示，由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组织的华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夏令营相继在2006年青岛、2009年昆明、2011年杭州、2013年大连、2015年南京举办之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密切根州立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加拿大修波若克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20多位华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教授联合发起，于2015年12月在香港注册成立CAERE中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同美国和欧洲同行协会（AERE、EAERE）相对应，CAERE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非盈利专业组织，它的宗旨是促进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学领域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本届年会将秉承前期夏令营论文点评和学术讲座相结合的传统，结合发展中国家环境经济研究特点和国际学术交流模式，以最大化学术交流效果，改善学术论文质量，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国际国内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到场的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中国经济的起步和腾飞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本次年会召开的意义所在，他还充分肯定了发起和主办这次会议的重要价值，并预祝本次学术年会取得成功。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Dale Whittingto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Mike Toman、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分会秘书长葛察忠分别致贺辞。

Dale Whittington表示，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生态问题，网络交流与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思路，集思广益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聪明的解决环境问题，他鼓励专家学者们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政策研究领域的合作交流。

Mike Toman在致辞中强调了经济学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CAERE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共同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他高度肯定了举办本次学术交流年会对于增进环境资源经济学研究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

葛察忠强调，国际已有的环境经济政策在中国都能找得到实践，但很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仍有待加强，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环境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学术探讨。他代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祝福CAERE的成立与第一届学术年会的召开。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应邀作大会主旨演讲。刘世锦就我国绿色发展的历程、如何看待绿色发展、如何进行生态资本核算以促进绿色发展的落地、以及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如何使大都市圈成为绿色发展的引领者，促进绿色城镇化等问题作了发言。他提出，现在需要重大的思路调整，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逐渐内化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成为新的发展方式。

年会特邀台湾综合研究院教授黄宗煌、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吴俊杰、天津大学教授张中祥、北京大学教授徐晋涛与会作报告，特邀报告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CAERE理事张世秋主持。

黄宗煌在报告中总结了台湾CGE模型研究在经济、能源、环境、社会领域已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探讨了在压力之下、技术与社会变革当中如何通过CGE模型等定量的方式重新建构、模拟、解析人类不同行为方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当面临现阶段的人口变迁、产业结构变化、绿色转型、风险和不确定性、能源价格变动、宏观金融等问题时，新的因素会对模型可信度和结果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和新形势的出现要求我们使用CGE模型对政策、战略进行分析和评估时，拓展新的研究思路。

吴俊杰在报告中探讨了流动性、集聚经济和环境政策的有效性。他指出了企业和人口的流动性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同时，吴俊杰还在报告中讨论了集聚经济的来源、经济影响以及环境影响。他表示，集聚经济促进了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促进了扩散和回流效应，因此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环境排放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但目前环境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少，城市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对于研究和问题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张中祥在报告中展示并阐释了碳泄露的来源、泄露路径以及未来的政策选择对全球贸易政策等的启发。他指出，削减二氧化碳影响能源成本进而影响贸易成本，从而导致竞争力的变化，巴黎协定各国作出承诺的严谨程度不一样，因此对贸易竞争性和成本影响也不一样。同时，他还讨论了CDM、基于产出的配额分配以及边际碳调节等解决碳泄露的措施，并探讨了基于产出的配额分配和边际碳调节的有效性问题。

徐晋涛基于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回顾了过去四年间我国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并探讨了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他认为北京当地的工业污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本地排放源、特别是交通源的贡献可能被低估。同时，区域传输的贡献也需要更为科学的评估。徐晋涛指出，应该建立科学的环境政策设计体系，建议北京市加强对交通源的污染控制，出台拥堵费等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本次大会设置的八个平行分会场分别于25日下午、26日上午举行，来自国内外多所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各分会场会议主题展开讨论。

25日晚上，环境学院举办学术餐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吴健主持，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王金南、中国人民大学石敏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周宏春、世界自然基金会胡涛以及能源基金会邹骥分别作了发言。他们回顾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在中国成长发展的历程，分享了各自关于中国面对哪些重大研究问题，如何更有创造性地开展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于解决中国环境、资源、生态问题的政策实践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激起与会研究人员的共鸣和讨论。

8月26日下午，CAERE中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举办特邀讲座及学术圆桌讨论。特邀讲座由CAERE 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徐袁主持。会议特邀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Dale Whittington、世界银行Mike Toman、美国塔夫斯大学Ujjayant Chakravorty以及世界银行Susmita Dasgupta发表学术演讲。

Dale Whittington对市政供水部门采用社会规范信息处理（SNIT）和提高价格两种不同方法时的成本效益进行了分析对比。Dale Whittington首先阐释了 “提供社会规范信息”的概念内涵，即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通过在消费者的账单中提供其邻居使用水/电的数据，来促使家庭用户减少水、电等资源的使用量。他在演讲中对SNIT的政策原理进行了阐释，对SNITS政策的福利影响以及成本、收益影响进行了核算。他还对提高价格这一方法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并与SNIT方法进行了对比。Whittington在演讲的最后总结了其研究得到的最终结论，SNIT的成本和收益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分布，在分析特定情景时必须仔细考虑其带来的收益是否会超过成本。他认为，SNIT在很多时候并不能替代水价改革，相比SNIT而言，价格信号能够对减少水资源使用提供更持久的激励。

Mike Toman在演讲中探讨了绿色增长、经济和政策的相关问题。Toman首先对绿色增长的概念内涵进行了阐释，并在演讲中探讨了两个关键的问题：可持续增长的长期经济表现如何，能够增长到什么程度；以及绿色发展的进程在未来将怎样发展变化。Toman提出应从自然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自然资本再生速度，以及自然资本耗减对生产力和福利的影响这些角度来分析和思考，从而采取措施对自然资源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同时，Toman还提到了时间偏好的可持续性和跨期效率等问题。他还在报告中讨论了进行可持续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经济手段。他提出，非排他性、补贴的消极影响和环境公共服务难以有效定价都是导致自然资源过度耗竭的原因，一些非环境的政策也会造成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阻碍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除了环境政策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政策改革来促进绿色技术的使用和发展。尽管绿色增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短期内仍面临很多挑战。目前更广泛的绿色增长政策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引进环境可持续技术的具体措施的利弊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Ujjayant Chakravorty在演讲中展示了他对印度农村的森林覆盖和薪柴市场的研究成果。他提到，目前尚没有研究来探索森林资源可获取程度对家庭出售和购买薪柴行为的影响。通过使用IHDS和NSS的数据建立模型，Chakravorty研究了家庭去森林所需要的路程时间对其收集薪柴的时间及薪柴买卖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森林覆盖和去森林需要的路程时间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更长的路程时间导致人们收集薪柴的时间更长，同时售卖更多的薪柴，但减少了其薪柴的购买量。与此同时，家庭薪柴消费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Chakravorty认为，森林砍伐改变了人们获取森林资源的行为，距离森林更远的家庭往往收集和售卖更多的薪柴。薪柴的稀缺导致人们增加了薪柴的收集。成本效应和价格效应均会导致这一结果。在演讲最后，Chakravorty总结到，资源的稀缺会增加人们对于资源的开采，从而使得资源更加稀缺。

Susmita Dasgupta在演讲中展示了她在探索如何减少修路对热带森林地区的生态破坏方面的实证研究。她提出，传统的热带森林保护管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人们对于经济和生态资源的空间异质特性缺乏足够认识，同时由于关键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的有限性，评估发展和保护目标之间的权衡时，往往由于信息的匮乏而受到阻碍。因此，Dasgupta的研究希望能够在道路等基础设施规划中，有效评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权衡，识别出生态脆弱地区以及廊道，为道路开发改造项目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通过建立热带森林的空间面板数据库，Dasgupta使用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玻利维亚、喀麦隆和缅甸的热带森林道路修缮项目和森林砍伐之间关系，并对单个的道路廊道进行了生态风险评级，从而为生态敏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有效信息。Dasgupta总结到，在农村发展中，必然会有道路改造项目。因此，识别出生态敏感的地区和道路廊道能够帮助我们在有限的预算下，引导道路改造项目最大程度地减少其造成的多样性损失。同时，也能够为我们在生态脆弱的道路廊道和周围地区采用适当的保护措施提供有效建议。

在四位嘉宾的演讲后，与会专家、学者们就报告内容展开了讨论。

26日下午的特邀讲座结束后，本届学术年会进入最后的学术圆桌会议与闭幕式，由CAERE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王华主持。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昆山杜克大学教授张俊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袁以及济南大学教授廖显春作为圆桌会议嘉宾，围绕环境、资源、生态研究领域重大的研究问题、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以及CAERE协会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分享。

王华首先总结了本届大会，并肯定了这次CAERE年会对我国环境、资源、生态研究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本次年会的成果超过预期，通过汇集国内外多所科研院所、研究机构和NGO的专家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为学者们提供了充足的发言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研究，听取其他研究者们的建议，为大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让该领域的研究者们能够对政策、社会需求加深了解，与会专家们的发言和研究分享，为大家在开展研究时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角度和灵感。

王华认为，中国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呼吁学者们的研究不要被固有模式所限制，很多理论的边界条件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有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同时，他也提到对于研究领域和主题的选择，研究者们应该将个人兴趣、擅长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从而贡献出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张俊杰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本次大会中青年学者们呈现出的规范的研究训练和研究水平，并对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点建议。他建议研究者们找准研究的重点，在选题过程中避免话题扎堆，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张俊杰还分享了自己探索学术研究领域的经历，并倡导研究者将政策制定者对实际问题的需求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做有价值和高水平的研究。

徐袁在发言中提出，研究者们应该思考什么样的问题是重要的，思考我们的研究对于学界的贡献是什么，并希望我国环境、资源、生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能够立足于我国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并能够将中国的经验和理论传播出去，与世界分享。

廖显春在发言中分享了自己论文选题的经历，并就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绿色福利等主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他鼓励学者们在研究中开拓思路，并将研究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深度探索，从而贡献更大的学术价值。

张世秋分享了自己这次参加CAERE大会的感触，她表示在这次会议当中看到青年学者们的研究和努力非常的高兴，也肯定了本次大会建立的交流平台对环境、资源、生态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张世秋就如何区分真问题和伪问题、个人兴趣和社会重大问题的结合、研究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变化的局势下，政府企业个体的行为偏好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与会的其他学者、学生们也在圆桌讨论环节分享了自己对于这次大会的感悟。

报道来源：http://news.ruc.edu.cn/archives/17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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