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7-27
背景介绍：在2017年6月22日举办的“朗润·格政”第90次活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书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关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次活动分两期简报。本文为简报之二，主要介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沈艳教授、暨南大学吴建新、天津大学张中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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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互联网金融风发展前景广阔
互联网金融当前面对的形式有了变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四次提到互联网金融，认为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互联网金融累计风险要警惕。2016年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给出了12个月的整改期，但只有小部分公司可以达标，资金存管、限额管理的硬性要求很多平台仍旧无法达到。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金融稳定理事会强调技术手段的推进，人行十部委强调信息中介的新的服务形式。其具体业态包括支付、存贷款、资本筹集、市场设施和投资管理等等。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态势，发展高峰出现在2015年第四季度，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额达到了峰值，2017 年第一季度似乎是瓶颈期，整个投资总额以及并购、风投等都比上一个季度要低。从全球分布来看，金融科技投资以美国为主，欧洲第二，亚洲第三。由于对监管各方的观望态度，中国的Fintech投资额出现了低于日本的情况。
把视角从全球切换回中国，就中国金融科技风投而言，可以发现2015年第四季度同样是顶点，而2017年第一季度相比于上一季度有显著下降，跟峰值比更是相差悬殊。但是，不能就此下定结论认为Fintech只是一个泡沫，是一种监管套利，而是需要从一个大的背景下看待中国的Fintech的发展。而网络借贷是这种宏大分析视角下一个好的切入点。
从网贷之家提供的网贷数据来看，单月正常运行的平台数量从2016年1月的3400家降到2017年5月的2148家，最近一个月的新增平台是6家，过去经常是一次增加100多家。从这些数据来看，似乎可以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整个行业风险的担忧。但是，就交易量而言，结论会有所不同，从2014年的1月到最近的时点，交易量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因外生因素导致的交易量下降的关键时点。
另外，监管的引入带来的市场变化需要格外关注，包括成交量的变化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就成交量变化而言，《征求意见稿》的出台给交易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远远超过其后《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所带来的震荡幅度，这说明市场对监管首次出现的反应是最为剧烈的，因为缺乏预期。而从市场结构来看，监管办法出台之后，整个网络借贷市场的集中度在增加，表现为赫芬达尔指数的上升、最大平台份额和最大十家平台份额的上升。总体来看，是一个良性的退出机制在发挥作用。
判断网络借贷是否风口已过，本质上取决于一个新的金融形态的运作是不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根本规律。为此，特别来考察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借款利率与市场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的关系。研究中，对全样本和问题平台样本的回归发现，借款利率与Shibor利率的关系不显著。而对正常平台样本进行回归发现，活跃期在40%以上的样本中，二者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且大体上随着平台活跃期的上升，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变大。这说明，P2P的正常平台中还是有不少遵循市场规律的，但是良莠不齐。
总体而言，网贷平台是一个真正意义的金融创新。而讨论互联网金融是否过气，应关注互联网金融是否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前景。这种前景应该会存在，因为普惠金融或者说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解决，而这恰恰为互联网金融本身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会。互联网金融的普及、大数据等等，使得利用互联网来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并借此来填补信贷服务存在的巨大供需缺口。另外，监管的技术也在提高，特别是和AI、大数据和区块链等的结合，让科技监管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具备成长潜力的领域，并持续吸引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基于以上分析，互联网金融在未来还是具备相当的成长空间。
最后，我们应关注监管和创新平衡的问题。有一些创新是好的.有一些创新则目的在于欺骗和炒作，最终会伤害到接盘者，这类“创新”应该是被严格监管的对象。而现实正常平台和问题平台在行为上会有较大区别，技术监管层面在未来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灵活操作空间，而不是设定大限一刀切，尽量给正常的互联网平台合理的生存机会。
吴建新：中国的城市密度与碳排放
本书《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对中国的城市密度与碳排放、中国的城市规模与碳排放、中国人口和资本的流动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首先，本书估算了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碳排放数据，为国内首次尝试。其中，与城市密度有关的研究成果如下：城市密集度和市内交通之间呈正相关，城市密集度和市际交通呈负相关。另外，城市密度与城市总体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也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密集度越高的城市，它的人均排放的越低，紧凑型的城市更加的环保。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集度与运输部门和城市总体系统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显著负相关，但与城市内公共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正相关。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不同，相比于私人轿车更加依赖于公共交通。
城市密集度跟碳排放相关的一个题目就是城市规模与碳排放，本书的研究中计算了全要素环境碳排放效率，这里面包括了碳排放，也包括了能源消耗。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最优的城市有个规模，大概是1500万人口，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没有达到这个规模。所以从碳排放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应该鼓励大城市而不是中小城市，大城市更加有效率。
另外本书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本书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是向东流动，而资本以及一些其他的要素如土地供给则向西流动。相较于东部，西部劳动、资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更快，资源正在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集中。产生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带来的好的结果是缩小了近几年的贫富差距，负面效应是可能引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造成更严重的经济减速。另外，环境保护压力也会变大，因为中西部和东北的很多地区能耗较高，随着经济活动和劳动力的增多，环境的代价会更大，能耗与碳排放会更加严重。
张中祥：中国低碳经济转型
中国的绿色创新需要落实到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的指导性项目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创新在未来同样必不可少，经济增长、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目标、经济驱动力的转型、雾霾的治理乃至制度的改革均需要创新发挥作用。
就中国碳排放的现状来说，中国在2006年碳排放量就已经超越美国，这与美国能源部2004年对中国碳排放增速的保守估计完全不同。来自国外的压力对中国的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督促作用，由于此前美国撤出京都议定书而不再对中国继续施压，致使中国的碳排放量迅速增长。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是美国的两倍，不过政府也采取了措施，制定了节能目标，“十一五”规划中希望单位GDP能降低20%的碳排放，“十三五”规划则是降低15%。
“万家节能计划”是在“十一五”中“千家节能计划”成功的基础上，发改委联合其他十个部委在“十二五”时期推出的计划。计划中的工业跟交通企业每家至少能源消耗达到1万吨标准煤，其他行业是5000万吨标准煤。工业和交通企业能源消耗量达到全国总消耗量的60%，如果完成预期的目标，能够节约2.5亿万吨的标准煤。2012年、2013年做评估的时候，发现2012年这些企业中25%超额完成，50%完成，10%没有完成。前两年的完成量已经达到需要完成总量的69%，后来发改委没有公布完成情况。根据“十二五”目标的完成计划，节能目标定在16%，最后达到18%，完成地非常成功。
低碳城市发展也是当今一大热点。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用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政府主导节能减排的同时，市场也在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煤炭价格现在完全市场化了，而市场化程度最低的电价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但为了节能减排和节约用电，国家也做了一些修补，比方对一些淘汰落后的企业收的电费价格比较高，在居民方面实行阶梯价格。另外，对实施脱硫脱硝的电厂给予价格优惠，减少酸雨和雾霾的产生。
对能源的排放也需要内生化的处理，目前有环境税和排放交易两种手段。我国首先在七个省市做试点，其中既包括了最发达的北上广深，也包括了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部地区如湖北、重庆。希望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各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地区试点尽快试完，然后在全国迅速推广。发改委给很多地区以自主权，来寻找最适合当地的减排方案，在设计上有些共性，比如纳入的排放源占比较高，排放占到整个地区的40%到60%。同时在吸收了欧盟排放的经验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做了更正，比如欧盟分配份额会具体到当地发电厂的发电单元，而中国的锚定到厂为止，给每个厂以缓冲的余地。另外为了防止各试点可能采取的到别处购煤买电的绕开行为，中国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创新，把非直接的排放和生产电力排放也算进试点配额中。另外，由于用电情况因地不同，政府对购买和释放配额的时机也做过不同尝试。
碳排放交易的实施效果整体较为成功。第一年上线省市的交易就达到了很高的履约率。其中，上海履约率100%，北京履约率97%，天津因没有任何针对未履约的惩罚措施，因此履约率较低。第二年七个省市全部上线，重庆在履约期过了两个月后仍未公布数据，70%已经就可以达到履约。而重庆又是比较代表性的城市，说明在执行中面临了较大问题。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与奥巴马会谈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国2017年要实施全国排放交易。在发改委的推动过程中，其制定的对未履约的惩罚规则需上升到国务院条例，以获取较高的置信力。
减排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能否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承诺。国内的主导研究认为中国2050年排放才能达峰。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在哥本哈根做出2040年的排放量降低45%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与2030年达峰的目标呼应的。而且，如果要完成温度控制在两度的承诺，中国就必须在2020年左右达峰，而且达峰以后碳排放必须显著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讲，2030年的达峰承诺尚不严格。提高达峰速度，对相关技术的进步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联防联控也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以北京的雾霾为例，北京的雾霾30%来自北京，30%来自天津，30%来自河北，如果能有效的帮助河北和天津降低污染，北京也可达到很好的治霾效果。这就引出一个合作机制的问题，环境经济学里面常讲谁污染谁付费，但还有一种方式是牺牲者付费，比如说在欧盟里面，德国在莱茵河里大量排污，荷兰和法国受到了连累，后来两国主动补贴德国的污染企业以适当提升排污标准。中国也收到过日本和韩国的资助用来种树，以控制三国会共同面对的沙尘暴问题。因此，地方之间的横向转移也许是未来治理污染的一个重要解决思路，而联防联控需要此类的制度创新。
最后，要关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当前我国投资与知识的比率非常大，到了13倍以上。目前这个比率虽存在下降趋势，但想真正实现创新驱动，需降低到4到5之间才行。希望既达到经济增长，也能改善环境的双重红利的目标，如欧盟环境税收改革就达到了类似目标。如果能进行技术创新，实现三重红利都是有希望的。
报道来源：http://www.nsd.pku.edu.cn/publications/briefing/2017/0727/33177.html
报道网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