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0
2023年10月28日至29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与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在天津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济南、厦门、沈阳、西安、合肥、西宁、唐山以及澳大利亚珀斯等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前首先全体肃立向李克强学长去世默哀。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雷鸣出席会议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政策”、“产业经济学”和“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三个专题展开深入研讨。天津大学卓越教授、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全程参加会议并主持了三个专题的研讨。
经济发展与政策专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青年长江学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弘报告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供应链的溢出影响。马弘指出，中美贸易摩擦重塑了亚太供应链格局，一方面，中国作为亚太供应链的中心节点，受到来自美国的负向需求冲击会沿供应链向上传导，影响中国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上游投入品。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都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东盟、印度等地区。为了测度关税冲击沿供应链网络的传导，马弘与合作者利用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出口数据构建了产品层面的投入产出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减少了6.3%，其中加征关税产品的上游投入品进口下降占比36%；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6%，对印度的出口增长了4.9%，其中上游投入品的出口增长约占比50%。基于这些研究，马弘指出贸易摩擦导致亚太供应链向东盟、印度等地重组的过程中，也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北京大学博士、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雅特聘教授杨汝岱讨论了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的研究。他指出，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他与合作者的研究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9，且行业间差别大，影响程度的绝对提升和配置效率提升空间都非常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约为7.6%-13.6%。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基于这项研究，杨汝岱指出，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复旦大学博士、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报告围绕法治、金融与高质量发展展开。他指出债权和股权是金融体系两类最基础的合约。在融资和信息功能方面，债权对抵押品信息不敏感，能够最大化流动性，也容易导致风险累积，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子。与之相反，股权对抵押品信息非常敏感，因此融资成本很高。在风险分担方面，股权天然具有风险分担功能，而债权是反保险，将风险推到债务人身上。王永钦指出，法律体系是决定一国抵押品的数量和结构，进而影响其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制度。抵押品稀缺会限制金融市场三个功能（即融资、保险和信息生产）的有效发挥。从抵押品视角，王永钦指出发达国家抵押品相对充足，抵押品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支持了很多金融合约和经济活动。针对我国的抵押品匮乏现状，王永钦建议通过产权改革、国债供给和基于抵押品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扩大抵押品范围，增加市场上的抵押品数量，缓解抵押品稀缺问题，降低市场整体的融资成本。同时，完善与抵押品相关的法治制度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加剧，也能起到缩小主体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孙振庭报告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动态影响。通过洛伦兹占优检验与分位数回归，孙振庭与合作者发现数字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体现了普惠性。在发展初期，数字金融对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影响较弱，而对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提升较强。伴随数字金融发展，基于收入水平的十分位数回归系数经历了从“U”型到单调递减的变化，数字金融对低水平的居民收入的提升不断增强，对高水平的居民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孙振庭指出，这说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不断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倾斜，实现了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越来越强的改进趋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改善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在于使用深度的增长和驱动，具体而言，数字支付是其中重要的业务渠道。除此之外，孙振庭指出，促进互联网经营蓬勃发展是数字金融畅通低收入人群提高经济收入的渠道、改善收入不平等的又一重要机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获得者、青年拔尖人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弘针对我国系列教育政策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特别关注其中的教育扶贫政策，以及近年来与信息化、互联网结合的教育扶贫政策。她首先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政策进行了梳理，总结其规律和主要文献发现。通过比较教育扶贫试点和非试点县发展趋势，宋弘和合作者发现在教育年限、认知能力、教育财政投入等方面的差距随时间不断减小，但是针对多项教育扶贫计划的实证研究表明扶贫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这也是一个需要政策关注的方向。宋弘指出，近二十年来，信息化/互联网辅助扶贫方式在教育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也成为文献和政策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传统师资非常贫瘠的地区，有可能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方式，宋弘结合文献与合作者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介绍和前景展望。
产业经济学专题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特聘教授郑捷报告了双头竞争、信息设计与产业链结构的理论研究工作。郑捷与合作者研究上下游产业链结构中的上游差异性定价与下游竞争性信息设计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而言，市场中存在一家拥有产品品牌的上游企业，该企业通过差异性定价授权两家具有生产技术异质性的下游厂商从事产品生产，下游厂商同时独立地采用信息设计方式进行广告竞争。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实例，比如服饰品牌在不同产地的竞争策略、软件产品在不同平台的竞争策略等。研究发现，产品质量较低的下游厂商将采用完全披露的广告策略，而产品质量较高的下游厂商则可能采用部分披露的广告策略，其部分披露的程度取决于两家厂商生产技术的相对水平。郑捷与合作者的这份工作，通过在竞争性信息设计博弈与一般性全支付拍卖模型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借助全支付拍卖模型的技术工具来完成竞争性信息设计博弈的均衡刻画，对文献具有方法论上的贡献。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夏诗芸考察了在一个现有企业和企业外部研发者都进行研发并且选择新技术的商业化策略的经济体中，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如何最大化经济增长。她指出，外部研发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商业化他们的发明:（i）进入产品市场推出新产品，或者（ii）将其卖给现有企业。研究发现，如果所有外部研发者都将他们的发明销售给现有企业，那么保护研发者的专利免受企业模仿会提高总体创新。相反，如果所有外部研发者都进入产品市场，那么知识产权政策在决定外部研发者的更优产品是否侵犯现有企业专利时，将需要在现有企业和外部研发者的研发激励之间权衡。这将导致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存在单峰关系。基于这项理论研究，夏诗芸强调，当两种商业化策略都被外部研发者选择时，知识产权政策可以通过鼓励外部发明者选择更高效的商业化方法来提高总体创新。
浙江大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求是特聘教授、社科学部副主任潘士远指出，数据的非竞争性受数据质量的约束，低质量的数据会减弱数据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社会福利的规模效应。潘士远与合作者将数据质量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数据质量的改进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数据产权的最优配置问题。企业对数据要素进行加工、改善数据质量一方面可以降低创造性破坏，鼓励企业增加原始数据的交易；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进入门槛，使在位企业规模偏大，最终产品种类下降，消费者隐私成本上升。研究结果表明，在加总层面，企业拥有数据产权要占优于家庭拥有数据产权。同时，政府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进入成本、对原始数据交易和数据处理征税最大化社会福利。基于上述研究，潘士远强调，应通过提升数据质量，明晰企业对数据要素的产权，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
个人数据保护法规通常要求卖方在追踪和处理消费者信息之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同意。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李建培及其合作者将这一要求刻画为匿名选项，允许消费者在与卖方互动时保持匿名，并在一个两期重复购买模型中分析垄断者提供该选项的动机。消费者批露信息会使卖家在第二期可以攫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然而，卖家必须降低第一期的价格为消费者批露信息提供激励；另一方面，消费者选择匿名可以保护第二期的消费者剩余，但是会导致商品的平均价格上升。李建培与合作者研究发现，要求强制匿名的隐私法规实际上可能会减少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当消费者隐私敏感度为私有信息时，此结论仍然成立。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三希讨论了数据产权和规制，指出数据所有权是实现数据高效配置的基本要求。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因此需要数据充分共享以提高效率。然而这可能导致数据收集者面临激烈竞争，从而抑制数据投资并导致低效率。李三希和合作者研究探讨数据所有权的福利影响，着重研究了促进数据共享和激励数据投资之间的权衡。研究结果显示，当用户拥有数据而非收集者拥有数据时，数据收集始终较少。此外，他们讨论了引入数据交易中价格上限控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规制可以促进数据收集并确保数据共享，优于没有规制的情况。
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吴延瑞从能源效率和资源消费视角的分析讨论了电子商务与环境污染。他指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无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但是其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现有文献对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吴延瑞与合作者依据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探讨电子商务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考察这种关系形成的机制。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空气污染的控制，其影响机制是通过交通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但是，电子商务也带来快递包装业的快速增长，由此产生大量固体废物。吴延瑞指出，受目前的固体废物回收技术限制，这些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回收有待改进，监管制度和相关政策也要跟进，以鼓励废物回收技术创新，引导快递行业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以利于可持续发展。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海外优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龙显灵报告了企业通过创新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龙显灵与合作者构建了一个模型分析企业通过创新适应气候变化的四个潜在机制：1) 极端高温降低劳动生产率；2) 企业对政策规制的反应；3) 市场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4) 市场对气候适应产品的需求转移。把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数据和县级天气数据进行匹配，她们进而评估了企业通过专利适应极端高温的程度。结果表明，极端高温暴露对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正面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专利类型、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中表现出了异质性。她们还通过分离长期气候影响和短期天气冲击以研究真实效应和企业适应程度，并利用上述数据集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四个潜在机制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极端高温会促进企业进行劳动替代型创新，企业研发了与更多政策相关的专利以回应更加严格的政策，同时市场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促使企业的ESG表现更好，而且龙显灵与合作者也观测到空调、电池制造、耐高温等与适应极端高温直接相关的企业创新活动的增加。
暨南大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博士后万攀兵通过中央监督与地方选择性环境执法讨论了治理省级边界污染问题。基于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万攀兵与合作者阐明了中央监督与地方政府选择性环境执法及其诱致的边界污染的内在关系。结合中国1998-2012年企业层级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基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项目的实施来捕捉中央环保监督水平的外生变动，实证发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项目的实施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选择性环境执法行为显著减少了毗邻省界企业相对于非毗邻省界企业的污染排放。而且，在面临地方政府更严格的环境执法时，毗邻省级行政边界的企业可能采取了削减产出规模和节约能源资源的适应性行为。万攀兵与合作者的发现强调了环境分权制度下上级政府监督的重要性，并为边界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思路。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助理教授赵浩的报告研究探究了消费者的环保偏好与生态标签中的绿色信息显著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阐明了它们如何共同驱动消费者对生态标签商品的支付意愿。赵浩与合作者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以探讨环境偏好-绿色信息互补性，并且区分其互补关系背后的两个基本机制：来自绿色信息差距和来自消费者注意力差距的影响。通过一个在线的调查实验，他们收集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对不同类别生态标签的支付意愿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偏好和绿色信息显著性的互补关系，并且证实消费者的不同环境偏好引起的注意力差距是导致不同支付意愿的主要机制。赵浩与合作者的研究揭示了消费者环保教育和注意力引导在增强生态标签吸引力和有效性方面的重要性。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教授李智报告了利用保险补偿机制协调阈值公共物品提供。李智与合作者提出一种促进阈值公共物品自愿提供的通用保险机制(GAM)，统一了现有文献中的三种相关设计，包括占优保险合同(DAC)、退款奖金(RBM)和保险补偿机制(APM）。虽然三个机制都通过向贡献者提供项目失败时的保险补偿来鼓励更多贡献，但DAC给定接受合同的贡献值、保险补偿金额和最低贡献人数，RBM按贡献值比例提供保险补偿，APM在贡献达到门槛水平才支付保险补偿。他们刻画了完全信息下GAM的均衡集，在统一框架下比较三种机制的均衡异同，并进行实验检验。虽然理论上三种机制都能显著减少不提供的搭便车均衡，并在一般条件下具有相同均衡集合，实验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发现，有保险补偿门槛的DAC和APM在提供率方面表现更好。补偿门槛作为明确贡献信号不仅可以协调群体贡献趋近成本阈值，而且能显著减少协调失败导致的非均衡的不提供结果，从而改善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整体社会福利。李智与合作者的研究为设计更有效的均衡协调与选择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可广泛应用于局地和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协调、资源环境市场以及众筹平台机制设计。
会议主办方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新成立的一所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单位。学院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标，鼓励更具一般性意义上的经济学原创理论研究，同时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力争在若干学科进入国内经济学学科前列、在一些经济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近两年，马寅初经济学院教师荣获每三年评选一次的中国价格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学院博士生在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The Energy Journal，《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荣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研究生组特等奖（2023）；学院硕士生在经济学中文顶尖期刊《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荣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奖（2022）、“2022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学国际前沿论坛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2国际合作论坛”优秀论文奖。
图文：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