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2023年6月30日至7月2日，2023年亚洲计量经济学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协同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中国）承办。本届年会聚焦经济学学术前沿，围绕国家最新经济形势，开展学术交流，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布鲁金斯学会本-伯南克教授、芝加哥大学John List教授、何治国教授、麻省理工学院 James Poterba教授、斯坦福大学Darrel Duffie教授、伦敦商学院Helene Rey教授、耶鲁大学陈晓红教授、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哈佛大学Stefanie Stantcheva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熊伟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报告。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博士生李凯、孟佳，助理教授贺天宇、林宇洁、王一智、王子男分别在微观计量、贸易与不平等、能源、教育、环境规制等分会场报告了各自入选论文并点评了同分会场其他报告人的论文。
马寅初经济学院博士生李凯在“环境规制”分会场报告了与导师张中祥教授的合作论文《国际环境协议中谈判统一碳税的策略研究》。李凯指出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环境协议一直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最富挑战的议题。李凯与导师张中祥合作的文章基于博弈论理论，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减排行为以及贸易条件效应下国家选择税收的战略交互，通过构建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国际环境协议中谈判统一碳税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排放损害较小，统一碳税工具促进了国际气候合作，甚至可能形成所有国家参与的大联盟。如果排放损害较严重，统一碳税工具促进了协议的参与水平，但对社会排放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并不明显。因此，统一碳税工具之外仍需附加额外的激励措施，诱导国家减排。
马寅初经济学院博士生孟佳在“环境规制”分会场报告了与导师张中祥教授的合作论文《有效的环境规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文章以2006-2020年间中国的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环境处罚和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率，从而在企业间产生不同的风险溢价。研究发现，环境处罚会提升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水平，从而增加这类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成本。相比之下，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能够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投资者会向其面临的环境风险敞口要求更高的补偿。对环境处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发现，环境处罚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环境合规成本，从而使投资者向这类企业要求更高的收益补偿；而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可以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降低企业的风险溢价水平。此外，通过研究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影响环境规制和风险溢价关系中的作用，发现环境规制仅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生影响，并且企业的政治关联级别越高，其风险溢价水平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之后下降的越明显。该研究进一步对环境规制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环境处罚对企业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并不明显，而非重污染企业相比于重污染企业能够更好的通过披露环境信息来降低自身的风险溢价。最后，根据企业披露信息的内容对信息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不同类别的环境信息都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溢价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投资者可能更关注于企业披露信息这一行为，而较少的关注于企业披露信息的类别和具体内容。
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贺天宇在“微观计量”分会场报告其论文《比较有限变量平均值的精确无分布的置信区间及其贫困指标的应用》。贺天宇指出，关于贫困水平比较的统计推断通常是基于渐进和自助法。然而，即使对于较大的样本，这些方法也并不可靠。为此，天宇与合作者提出了比较FGT贫困指标的有限样本的非参数统计方法。该方法允许任意相关的两个样本和不同样本量。首先，他们将贫困指标的比较问题转化为对置信区间交集的检测。其次，由于FGT指标可以表示为有限变量的期望，他们通过投影原则，根据加权的KS等统计量，得到关于FGT指标的精确置信区间。蒙特卡洛模拟显示渐进和自助法并不可靠，而提出的方法是稳健的，并显示较好的检验功效。最后，天宇与合作者应用提出的方法，在全国，区域、省市层面，比较了中国的乡村和城镇的贫困水平。
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林宇洁在“能源”分会场报告其论文《小客车增量调控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推广》。林宇洁指出，为控制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减缓交通拥堵，我国许多大型城市施行了小客车增量调控政策，采取摇号或拍卖的方法限额配置小客车车牌。这些“限牌令”政策虽然有效地控制了汽车保有量的增长，但也导致了较高的车牌获取成本和等待时间，损害了消费者福利。近年来，为促进新能源汽车（NEV）推广，这些城市在“限牌令”中给予NEV牌照以优待。例如，2013年上海市取消了NEV车牌拍卖，消费者不再需要为NEV车牌支付高昂的拍卖费用。2014年北京市实施了对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车牌分开摇号的新政策，缩短了NEV车牌的等待时间。这些政策降低了获取新能源汽车车牌的成本和等待时间，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宇洁构建了汽车车牌分配的结构模型，实证估计了“限牌令”对社会福利、NEV推广及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限牌令”导致的隐性等待成本约为汽车价格的10%。2013到2017年间北京和上海的“限牌令”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达260-520亿元，其中10%的消费者福利损失来源于隐性等待成本。另一方面，“限牌令”减少了汽车使用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限牌令”带来的环境效益提升抵消了其导致的消费者福利损失的80%。
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一智在“教育”分会场报告其论文《减少教育中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王一智及其合作者指出当谈及家长参与孩子教育时，信息不对称常常导致家校合作困难。消除信息不对称会带来孩子成绩的调高么？为研究这一问题，一智与合作者利用一项在中国深圳一所小学中进行的实验探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学生表现的影响，以及推动行为变化的机制。在2019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实验组中的老师们每两周向家长们提供关于孩子表现的真实信息，对照组只是每学期提供考试成绩并通过家长会和家长沟通。然而，实验结果与预期和之前的研究相反。向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反馈反而使得学生得的成绩下降，主要归因于家长对孩子在学校行为的不切实际偏高的估计。在收到学校关于学生的信息后，家长们采取了很多教育措施，例如花更多时间辅导孩子功课、增加物质上的奖罚以及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时间的约束等。然而，由于小学生尚未能够完全内化家长们的教育措施，孩子们的成绩反而下降了。这一发现凸显了教育中信息共享的复杂性，以及对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支持家长参与和改善学生成果的困难。
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子男在“贸易与不平等”分会场展示其论文《保护主义与不平等》。王子男及其合作者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探讨了贸易保护主义对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论文首先运用结构性向量自回归的方法结合美国暂时性贸易壁垒的高频数据对该影响做了的估计。随后又运用36个国家实施关税的面板数据做了估计。子男与合作者发现了比较稳健的实证结果：贸易保护主义在短期内会降低技能溢价但会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之比。为了解释这一实证发现，子男与合作者构建了一个两国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模型中嵌入了非对称的搜寻与匹配摩擦、资本技能互补以及生产者动态。该理论模型成功地数值模拟出了与实证证据相一致的结果。最后他们利用反事实分析探讨了模型产生这一结果的经济学机制。其中，非对称的搜寻与匹配摩擦与资本技能互补在定性上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引入生产者动态则在定量上增强了该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