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之后，2021年12月11日，第四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暨“百所经院人才招聘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论坛设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经济学教育如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征程历史使命与经济学理论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五个主题组成的圆桌论坛。

“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洪俊杰，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一兵，中国科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广西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田利辉，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等嘉宾围绕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分享与讨论。

下面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整理的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的发言。上述圆桌论坛所有嘉宾的发言，参见原文链接。

张中祥提出了时下国内学界在讨论经济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时可能会形成的三个误导。首先，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并非本土化和国际化之争，更多的是学界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担忧，即近些年国内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规范性方面不断强化的同时却普遍存在思想性较弱的问题。这一现象实际应归咎于学科评估与考核机制中存在的错误引导。其次，这一讨论还涉及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认为对一般性经济现象关注和阐述不足，对其特殊性则过度强调，以致不被国外学界所认可。事实上，当前国内强调的不少特殊性现象其实还是属于共性问题。譬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些经济事物并非中国所特有，当然如果能通过中国的实践与研究，将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阐释清楚，这至少将在实证层面作出重大贡献。最后，在提出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说法时，应避免陷入中国中心论倾向。学界应致力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创新，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通过议题引导的方式，让更多国际同行加入讨论，从而增加国际影响，真正实现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高。

以下是张中祥院长在“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单元的发言

我自己任职的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马寅初命名的。马寅初虽然是北洋大学毕业的，但毕业后其实跟北洋大学就没有交集了。学长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后，1919年任北大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解放后他的工作一直也是在北京大学做的。所以每次参加北大经济学院或者是经济学科组织的会议，都感到非常特别。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从马寅初那代人就开始了，一直存在，所以这是一个老议题。目前国内讨论经济学国际化与本土化，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首先，对这个问题讨论更多地反映的是对目前经济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性与学术性不平衡的忧虑，可能有些就把它上升到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层面或者理解成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了，但这根本不是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以前经济学的研究，可能说是有思想，但学术性不强；现在是有学术性，而思想性不强。这个问题最近一二十年变得突出起来，是因为许许多多受到严格基础性训练的经济学人成长起来后，发现的确有相当一批做着一些技术性的体力活。为什么前面加这个“技术性”呢？因为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才能够做的，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大量的重复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缺乏思想性内容。而造成这个的原因更多的还是严重的内卷，学术评价导向不正确，重量不重质，注重短期成果。所以说它并不是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

第二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可能与对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认识有关。经常会讲或听到，中国的研究或者政策不被外界接受（当然也不是要以外界接受作为唯一判断准绳），这里面可以说出不少原因。但据我观察，还是有一些对问题一般性讨论不足，特殊性强调过重有关，导致不被认可。其实现在经济学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比方说平台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的东西出现之后，的确对我们原来经济学里面一些需求供应等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东西带来新的挑战，但这些问题更多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这涉及到比方说微观经济学里面的产业组织，对垄断市场的界定等等，平台经济下对垄断市场的界定要远远比以前那些市场的界定要困难的多。但这些问题其他国家同样会遇到，只是中国相对对个人的隐私等保护的没有那么强，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快。如果中国通过这些实践，能够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一方面，的确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另一方面，不敢说是对经济学有颠覆性的贡献吧，至少还是对微观经济学里尤其是产业组织平台经济下垄断市场界定等等，在学理和实证层面有很大贡献。

第三是关于中国在世界学术话语权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思想在做宠。今年国家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为8项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今年9月中旬，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这时在一些学术群里面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就讲，中国不应当做这个事情。你发现他说的理由，就跟当年批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当年批美国时，说美国你这么发达，污染排放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做啊，完全是美国为中心思想。

现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呢？当然在做的程度上跟美国会有区别。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央的决策，地方政府并没有参与，地方上刚开始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政府认为，距离碳达峰只有10年时间了，应该赶紧上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把碳排放峰值冲高，为当地今后发展留下余地。另一方面 ，有些地方可能看到中央强调这方面的工作，就如同当年地方上开展GDP锦标赛,就抢跑、开展运动式的减碳工作。攀高峰增加了额外的能源需求，抢跑与运动式减碳砍了一些本来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还适应的项目，减少了能源供应，造成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但这些东西都是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但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如果现在说中国不能做的话，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美国中心论的中国翻版。

大家可能注意到印度，有些人可能还看不上印度，但你会发现印度有一个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她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在一些发展问题上也经常挑战欧美，但是印度在WTO下能够经常引导议题。同样在刚刚结束的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大家到了最后要签协议了，她说我不能签，根据我们印度的发展情况，淘汰煤电我实现不了，导致会议延迟闭幕，大家就僵持在哪。最后是印度提出来把淘汰煤电改成削减煤电，最后决议通过。这些事例说明，印度有非常强的引导议题的能力。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在国内谈经济学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的原始创新，只有这种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缩小中国与世界经济学前沿的距离；另一个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一个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一个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这样的话，开创一些研究领域，引导更多的世界同行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学术话语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结果，可能你率先做了， 可能你做得好了，在一些议题上就有一些话语权。所以中国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其他领域，要培养挖掘和引导议题的能力，引导更多的议题和话题。这个是中性的东西，国家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要从这个方面更多地进行宣传与引导，这样做对中国有利。而不是更多地强调抢占世界学术话语权，这个不中性，反而适得其反。

（摄于2018年首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