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6-25
2021年6月23日至6月25日,由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主办,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承办的2021年第26届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本年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之一,大会吸引了全球众多环境与资源经济领域学者注册参会。会上6位嘉宾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包括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seph E. Stiglitz,博科尼大学教授Valentina Bosetti,苏黎世大学教授Stefano Battiston,巴黎第九大学教授Birère, Mari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Heal, Geoffrey,图卢兹管理学院教授Moinas, Sophie。本次会议就碳减排,环境规制,绿色创新,气候变化,低碳转型,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不同议题分百余个平行分会场交流分享,讨论气氛热烈,嘉宾交流充分。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副教授靳玮博士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分会场报告了其与合作者英国牛津大学Rick van der Ploeg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张林博士的论文《绿色经济转型是否还需要碳密集型资产?》。靳玮指出,数据显示加强环境规制会引导清洁型资产积累,而后者又将反哺污染型资产积累,而非必然导致污染型资产搁浅和产能削减。根据这一特征化事实,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绿色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清洁型与污染型两种不同资产相互作用并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模型结构聚焦于两种资产相互作用的三种可能途径:通过环境质量渠道,清洁型资产直接减少污染型资产积累造成的污染物排放和效用损失;通过最终产品生产渠道,清洁型资产积累将减缓污染型资产侵蚀和折旧,增加污染型资产的边际生产率;通过投资品分配渠道,清洁型资产将与污染型资产在投资品分配上产生竞争,市场均衡情况下的投资品分配取决于两种不同资产的影子价值。理论分析结果如下。首先,清洁和污染型资产相互作用可以产生互惠效应,促进两种类型的资产同时积累。即清洁型资产积累将增加污染型资产的边际生产效率,保护其经济价值,促进其积累而非资产搁浅。随着污染型资产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市场将供应更多最终产品并用于清洁型资产投资。其次,上述资产互惠机制能促进中短期的资产积累,但是长期将收敛于稳定状态,无法实现内生持续增长。本研究进而提出一种清洁和污染型资产相互作用下的内生增长机制。结果显示:如果个体的效用偏好在消费和环境之间具有单一替代弹性(即消费与污染的边际替代率与数量比成正比例关系),同时分配最终产品用于清洁资产投资没有调整成本,那么经济体将转型进入平衡内生增长路径。沿着这一路径,消费内生增长,清洁和污染型资产持续积累,同时污染排放将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