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8-14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 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8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老师和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的对话是一场高水平的对话，引发对中国制造业等深层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确要从三产迷思中走出来。许多国家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笔者多年来，无论在文章还是在多次发言中一直强调，在中国经济减速伴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应认识到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最佳比重与发展阶段等各种因素有关。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有有效需求的制造业，一定不能片面讲限制，但是我们希望制造业对环境影响更小一些。德国和中国经济之所以抵抗2008年金融危机能力还比较好，就是因为制造业。
美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更是制造业强国，不要被所谓的美国不做制造业和美国产业空心化所误导。中国工程院“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研究，美国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全面优势；德国、日本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中国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方面。美国制造业回流有一定成效，越南等国制造业在加速追赶。根据科尔尼《2020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产自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数量下降了7.2%，几乎完全是因为中国进口数量下降所致，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约900亿美元。
真正的核心技术不容易从外资企业获得，本土企业的能力决定产业链的竞争力。注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与亚洲经济崛起中日本、韩国在经济规模上来以后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来以后中国企业本身并没有国际竞争力。
国家应更多鼓励和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对大多数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来说，是如何借助于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让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互联网”模式的重要性。非互联网企业和社区借助“+互联网”模式，组织有效生产、提供便民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动了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催生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
政府和企业各就其位、各尽其责，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做。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为96。中美制造业成本微弱区别就是由于中国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美国的低能源价格和低制度性成本弥补了美国的高工资成本。如果中国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中延缓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进程，除了中国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外，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大事来抓，做足做好。
